1白色，又是该死的白色。
天花板是白的，墙壁是白的，连我身上这件洗得发皱的病号服，都泛着一种令人作呕的苍白。
阳光透过铁栏窗户斜切进来，在地板上投下一道泾渭分明的光影，像极了医生办公桌上那份写着“偏执型精神障碍”的诊断书——一半是他们定义的“病态”，一半是我挣扎着想要证明的“理智”。
今天是我被关进这家地级市精神病院的第107天，也是我第8次向主治医师张医生提交“理智自证报告”的日子。
凌晨五点，我就醒了。
不是因为失眠，而是精确计算着护士查房的时间。
病房里的呼噜声此起彼伏，左边床的老王蜷缩着身子，嘴里反复念叨着“对不起，我不该说实话”，他三个月前因为在单位会议上顶撞了领导，被家属送了进来；右边床的小李则睁着空洞的眼睛盯着天花板，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床单，据说他只是因为连续一个月没上班，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看书。
他们都很“配合”，每天按时吃药，对护士言听计从，所以被医生评定为“病情稳定”，偶尔能获得在活动室散步的特权。
而我，是病区里出了名的“顽固分子”。
我悄悄掀开被子，赤着脚踩在微凉的地板上，走到床头柜前。
那里放着我的早餐——一碗稀得能照见人影的白粥，一个干硬的馒头，还有一小碟几乎没味道的咸菜。
我没有立刻吃，而是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用硬纸板折成的小盒子，里面装着我攒了半个月的麦片颗粒。
这些颗粒是我从每天的早餐麦片中仔细挑出来的，大小均匀，重量相近，是我自制的“砝码”。
我的目标很明确：精准复刻今天早上要服用的药物剂量，用数据向张医生证明，我的逻辑思维和计算能力完全正常。
护士推着药车进来的时候，我正端着白粥“认真”地喝着。
药车的轮子在地板上发出刺耳的摩擦声，像一把钝刀在切割神经。
“307床，陈砚，该吃药了。”
小护士的声音毫无起伏，像在念一串没有意义的代码。
她熟练地从药盒里倒出三粒药片——一粒白色的奥氮平，一粒绿色的喹硫平，还有一粒黄色的苯海索——放在我手心的白色纸垫上。
“护士，”我抬头看她，尽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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